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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让她决定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的保时捷国际APP，不是困境本身，而是她发现，这些困境背后，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吴琪注意到，来访的很多父母都是通过高考来到北京读大学，留了下来，成为行业里的成功者。用分数赢得竞争，用KPI证明价值，用成功换取认可，他们的奋斗故事，是这个时代最熟悉的剧本。

做了二十多年儿童精神科医生，林红看过太多陷入痛苦的家庭。这些年每到开学季，她和同事就忙得不可开交。被假期掩盖的青少年心理问题，往往在此时彻底显现出来，家长们不得不放弃幻想，直面现实。有些家庭找到她的时候，孩子承受的压力已经难以挽回，最终演变为无法弥补的悲剧。这些案例令她痛心：“一个一个地看，来不及。”因此她萌生了一个想法，利用周末尝试团体式的家庭治疗，希望能同时影响更多家庭。

从业二十多年，媒体人吴琪习惯了在复杂的事件中寻找因果，在纷繁的人物关系里锁定该被问责的一方。直到她在调查“孩子不上学”现象时，遇到了精神科大夫林红。

第二季里，出镜的爸爸多了。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有时也没有标准答案。

“做这件事究竟是出于尊重和理解，还是为了要暴露什么，大家看得出来。”吴琪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这背后抱持的是一种善，而不是为了节目效果去戳痛别人，逼迫他们说那些想哭、痛苦的事。”到2025年底，全网播放量超过3300万，且仍在不断被传播。

有一个在机关单位工作的爸爸说，他对爱人和孩子提过很多要求，比如不希望儿子蹦蹦跳跳，只是为了维持自己在家属楼邻居面前的形象。

也是这一点，让吴琪开始重新思考媒体的角色。“远方的哭声也很重要，但如果不能切中人们眼前最急切的困惑，它就无法真正触及人心。我们今天选择关注的议题，不能墨守成规，还是回到当下，回到人的真实情绪，和时代的变化产生共鸣。”

工作坊里，吴琪看到那些高知父母，在林红夫妇设计的“家庭雕塑”环节里一点点“崩溃”。

直到这些选题被呈现出来，一条清晰的脉络才得以浮现——这些年，她和编辑部一直在关注这个时代人的“关系”——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人们如何在关系中被困住，又如何在关系中成为自己？它们其实都在回应同一个时代的叩问：当一个人被外部世界的规则层层包裹，被分数、业绩、成功学话语或者其他标准深刻影响，他/她还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情感、有连接、有“活人感”的人？

另一位妈妈说：“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家庭是‘好’的。”

于是继续往前追溯，又做了《没有朋友的青春期》。青春期本该是结交同伴的阶段，为何现在的孩子却难以建立线下的真实友谊？周刊记者调查发现，在学业竞争和社交媒体的双重挤压下，今天班级里会形成一种“社交生态位”。青少年普遍认为，如果你是“学霸”，就天然占据优势地位；如果你是“小透明”，那就该安分守己，别“刷存在感”。

几乎所有爸爸都流下眼泪。有一个原本完全进不了角色的爸爸，讲起自己和他父亲的关系，说父亲从来不表达感情，自己从小到大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过一个拥抱。

半天活动过后，一起吃午饭的林红问她有什么感受。吴琪脑中蹦出三个字：“不太对”。

吴琪第一次旁听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医生林红组织的家庭工作坊，是在一个周末。前来参加的家庭有一个共同的困境——孩子不想去上学了。作为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她感觉这是个值得做的选题。

吴琪理解这份急迫。她后来了解到，目前国内擅长儿童精神科且能开展系统式家庭治疗的专业人员非常稀缺。如果媒体能将治疗本身呈现出来，影响的范围会不会更广、效果也更好？

实际上，这些年她策划的多组杂志封面报道，都在关注这类与时代共振的题目。《大学里，如何成人》《18岁成人指南》聚焦处境与父辈完全不同的年轻一代。《寂静的一代》灵感来自高校老师们的普遍困惑：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在课堂上全低着头，如此安静？宿舍里，室友之间要发微信，不当面说话。连辅导员也搞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学生越来越不愿意和人打交道。问题远不止“师生关系变化”或“宿舍关系变化”那么简单，其中就有年轻一代在成长过程中被过度规划、精细要求的原因。

按照林红的专业观点，家庭关系的因果循环是一个复杂系统。如果只治疗孩子，不改变家庭环境，很可能出现一个家庭成员治好了、另一个又病了的情况。从观众对第一季中人物的共情和理解来看，很多人在发现“不只是我这样”之后，获得了改变的勇气。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困境，每一个困境都有它的来处。对吴琪和林红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当媒体把这个话题推向大众，如果大家能看到一个家庭里每个人的不容易，那么讨论本身就可能更开放，更包容。“因为评判是容易的，可是它不解决问题。”林红说。

第二季拍摄现场。

吴琪（左）和林红在医院交谈。

有年轻人反馈，看了这组报道“不恐婚了”。一位全程参与视频拍摄的工作人员本是坚定的不婚者，在拍摄过程中，她的情绪一次次受到冲击，倍感压抑。可是最后她改变了态度，明知会有痛苦，她仍希望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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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种种鼓励，她们决定继续。

回想起来，休学家庭只是一个切入口。当注意力被一个急剧的矛盾吸引，只有真正深入进去，才会发现背后呈现出的社会生态和能提出的问题，远远丰富于“孩子不上学”本身。历时多年，吴琪终于找到了这个选题的呈现方式。

在吴琪看来，人的成见来自社会的共识、文化的惯性、过去的教育，但它又是可贵的。“你做出来的东西，会带着你自己情感的和认知的变化。”她说，“当一个现象成为一代人共同面对的问题，背后一定有更大的社会根源。但在此之上，作为个体的我们，是不是还有自我选择的空间？是不是可以尽可能地发挥个体的主动性？”

吴琪坦言，拍摄前最大的顾虑不是技术层面，而在伦理层面。中国人讲“家丑不可外扬”，让一个家庭在镜头前暴露真实的困境，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挑战。更何况，一旦拍摄完成，这些画面将在互联网上传播，面对的舆论往往汹涌且不可控。

拍摄结束后，吴琪与林红、王成彪夫妇一起复盘。

报道也得到了专业领域的正向反馈。吴琪和林红得知，一些精神科医生遇到类似案例时会建议来访者“先去看看三联那个片子”。很多中小学开家长会时，也会播一段节目切片。发布视频的后台总有人留言：“没看够，能不能拍第二季？”

海报设计：邵竞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2024年，她们开始了第一次合作。

纪录片第一季截图。

改变正在发生。那些在工作坊里互相拥抱、交换联系方式的爸爸，那些愿意承认自己不会做爸爸、不会做丈夫的男人，那些承诺“给我一点时间”的父亲，正在做一件他们自己的父亲没有做过的事情——承认脆弱，寻求改变。

令主创团队意外的是，系列视频播出之后，参与拍摄的家庭没有一个人感到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甚至有几位参与者提出，愿意再次参加工作坊，考虑到节目周期，团队最终没有选择重复的家庭。评论区对参与者的宽容理解和对这些家庭勇气的感谢，远远超出了预期。两人后来复盘，这大概和双方相近的价值观有关。

回头再看，所有关注指向同一个主题——关系。

她承认自己也曾戴着有色眼镜，习惯性地去追问谁是全家最该被指责的“坏人”。后来她发现，一个遇到问题的家庭往往没有绝对的加害者，也没有绝对的受害者。

再往前追溯，就回到了家庭。吴琪认为，一个人的人格与情感能力的养成，主要依赖家庭与学校这两个场域。在家庭里，你从亲子关系中习得情感模式；在学校里，你在师生关系中学着如何与人相处。这两个场域共同塑造了一个人情感的底色。

经过漫长而深度的合作，林红也逐渐感受到媒体的能量：“原来媒体能把一个人的声音放大这么多倍”。刚刚退休的她计划在家庭治疗上投入更多时间。最近她从吴琪口中学到了“长尾效应”这个词，才知道原来一个报道过去了一年多，还有人在传播、讨论。她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和德国、法国的同行朋友分享这场“冒险”时，他们都认同：“真实的东西，才有力量。”

在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采访时，吴琪和林红一致认同：只有抱持善意，真实才是最有力量的。

经过漫长而深度的合作，林红逐渐感受到：“原来媒体能把一个人的声音放大这么多倍”。

一位体态佝偻、身心俱疲的妈妈，在双胞胎儿子都无法上学的情况下，仍想问自己的父亲“我有没有做得让你不满意的地方”。

提出一个好问题

在此之前，她对“问题家庭”的想象和大多数人一样。孩子不上学，一定是父母出了问题，要么不理解孩子，要么不讲道理。

吴琪透露，即将上线的第二季题为《我家的孩子不上学》。一字之差，反映了创作团队认知的转变。“说孩子‘不想上学’，好像还是孩子主观上不愿意去，这对孩子是不公平的。”吴琪这样解释，“‘不上学’是一个客观的结果。很多事情我们看第一眼，或者没有更深去了解的时候，是带有成见的。”

两人用一场近乎“冒险”的合作，探讨在这个时代，人们如何在关系中被困住，又如何在关系中成为自己。

播出前一天到吴琪家看样片，林红的心“嘣嘣嘣地跳得特别厉害”。“国外同行和我说，他们也有这种节目，但主要是扮演呈现的。”她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我们拍这个片子真是一次冒险！”一方面，作为一名医生，她对来访者抱有极强的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基于多年的了解，她也信任这个媒体团队对“度”的把握。两人达成共识，如果某个细节可能会伤害到一名家庭成员，或者可能会使某个人特别受到指责，哪怕再有戏剧性，也一定不播出来。如今回忆，这像是两种专业伦理的“公约数”。

历时多年，吴琪终于找到了这个选题的呈现方式。

这个困惑像一根刺，扎在她心里，让她迟迟无法像过去那样，用一篇详尽的报道、一个清晰的结论，把一个问题“了结”。

哪里“不太对”

爸爸组在工作坊分享关于家庭的想法和困惑，还夸了妈妈们。

纪录片第一季截图。

“我们不是去否定、去指责，而是让大家感受到这些爸爸的难处。”林红说，“这个社会不应该只是批评‘丧偶式育儿’‘爸爸缺位’，还要看到他们为什么缺位，他们的困境需要怎么解决。”

了解越深入，她越迷惑。林红告诉她，孩子不上学只是一种可以被观测到的“症状”。真正的问题，藏在水面之下。

但随着治疗的展开，一切都变了。

如果抛开学业、事业抑或财富的捆绑，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到底什么样的个人品质值得推崇？什么样的生活才算真正有价值？

一条清晰的脉络

但提出一个好问题，本身就有价值。

这不是从一开始就拥有的自觉。吴琪说，最初做这些选题的时候，她和同事们并没有明确意识到，是在一次次选题的操作中，被新的好奇与困惑推动着，一步步向前。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前几年的疫情，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分量。吴琪察觉到，疫情之后，公众的注意力不再那么容易被“远方的哭声”牵引，而是更关注近处的、切中自身当下处境的议题。那么，这些更急切的议题究竟是什么？

谁是“坏人”？

2025年2月18日，三联生活周刊自制家庭治疗纪录片《我家的孩子不想上学》在多家视频平台正式上线。这距离吴琪结识林红，已过去5年。

他们一开始表现得无奈而抗拒。“有的是妻子报名了通知他来，他没办法只能来了，明确说不想知道这活动要干什么，也不觉得这有什么意思。”吴琪介绍。

“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过去40多年的经济发展，让我们已经习惯了用经济指标来看待很多事情。在奋斗的过程中，我们的情感教育其实是遗失的、被忽视的。”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采访时，吴琪这样描述。在她看来，很多人物质上过得不错，在专业领域也很成功，但对于怎么做一个成熟的个体，怎么真正在家庭中担起责任、做出贡献，反而并不清楚，对家庭关系不同角色的理解也是不到位的。她后来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时代问题。它不只是少数家庭的烦恼，更暴露出背后系统性的短板。

与其他采访对象不同，林红极少在吴琪提问时给出普遍性的规律或者结论，反而认为很多状况都有它的独特性，这也让吴琪一度“很着急”。从那以后，吴琪几乎没有落下林红邀请的任何一场工作坊，一点点走进家庭的内部，观察、记录、感受。她看到了那些在家庭关系里手足无措的父母，他们不是不想爱孩子，是真的不知道怎么爱。

表象背后还藏着更深的误区。今天职场上，情绪稳定的人似乎比同理心强的人更适合竞争，但很多时候，所谓的“情绪稳定”其实只是“情绪隔离”，保护壳之下，已经积累了很多创伤。而情感滋养与教育的匮乏，又让这些父母缺少成熟的参照样本。

但眼前这些父母看上去如此知书达理。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事业有成，对孩子的关心甚至到了小心翼翼的地步。这和她的想象完全不同。

拍摄现场没有脚本，没有预设。那些在困境中挣扎的家庭，终于知道自己不孤独。

评论区很多成年人表示，哪怕已经三四十岁了保时捷国际APP，共情的还是片中小孩子的角色，因为他们童年时的问题仍未解决。这种代入本身就是一种疗愈。